《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这虽使《三国志》拥有了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关键人物史料不足的缺点。

《智囊全集》共分上智、明智、察智、胆智、术智、捷智、语智、兵智、闺智、杂智十部共计二十八个小类是十邵从先秦到明代智慧故事集，辑录了一千多则小故事，是一部反映古人巧妙运用智术计谋来排忧解难、克敌制胜的处世奇书。书中所表现的人物，都在运用智慧和谋略创造历史。它既是一部反映古人巧妙运用聪明才智来排忧解难、克敌制胜的处世奇书，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篇幅庞大的智谋锦囊。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轼生于诗礼世家，父子三人被誉为“三苏”。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谪贬当然是苏轼的人生逆境，但这种逆境却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在这种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李白是我国唐代的伟大诗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的作品，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古典诗歌优秀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语言豪放，想象丰富，清新隽逸的风格，曾被誉为“诗仙”。千百年来，李白诗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喜爱。

《资治通鉴》是由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26年的史实。《资治通鉴》对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还有许多极具价值的军事、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史学等方面的历史记载，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历代政治家、史学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所推崇。

《梦溪笔谈》内容丰富，是沈括毕生研究科学的结晶，对当时的诗文掌故、街谈巷议、异说奇闻，无不兼收并蓄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都有大量篇幅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涉及到天文、气象、历法、数学、地质、地理、物理、生物、化学、医药、文学、史学、音乐、艺术等各个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有“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之誉。

白居易是唐代继杜甫之后最能直面人生的伟大诗人。他的作品全面深刻反映了中唐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本质，深切同情人民的苦难。艺术上具有语言浅切生动、声韵流美婉转的特色。他的《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等许多优秀诗篇被最广泛的传诵着。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酉阳杂俎》前集20卷共30篇，续集10卷共6篇。所记有仙佛鬼怪、人事以至动物、植物、酒食、寺庙等等，分类编录。一部分内容属志怪传奇类，另一些记载各地与异域珍异之物，与晋张华《博物志》相类。其所记述，或採缉旧闻，或出自己撰，“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徵引”（《四库全书总目》）。其中不少篇目颇为隐僻诡异，如记道术的叫《壶史》，钞佛书的叫《贝编》，述丧葬的叫《尸穸》，志怪异的叫《诺皋记》等等。续集中有《寺塔记》2卷，详述长安诸佛寺的建筑，壁画等情况，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每为后代编长安史志者所取资。

查尔斯追逐理想好似在为自己赢得一场厄运，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看到了月亮。这个别人眼中不可理喻的疯子、背弃家庭的负心汉，在理想面前奄奄一息，活得如此落魄而美好。从那一刻起，人们将相信，潦倒与伟大、卑微与善良、仇恨与热爱是可以毫不排斥、共存于一颗心里的，那就是永恒的“月亮”和“六便士”。